陈少校-->逐鹿陕川康-->第一回
第一回
日本投降 胡宗南图占华北
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
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我已经在“关内辽东一局棋”.“酒畔谈兵录”及“金陵残照记”三书里详细地写过,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我在“金陵残照记”中虽略为提及,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当年的陕北之战,关系固颇为重大,经过亦最具戏剧性。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举世瞩目,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战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远见;一方面则侥幸进侵,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两相比较,实在很有意思。
当时,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对方,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后者这种预见,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证明它的正确。他们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进退攻守,诡变时十分诡变,厉害时十分厉害,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而他们的首脑中枢,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运筹算断,指挥如意,料则屡中,战则屡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义深长。
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上万人,两三年问,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
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
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邪”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晋,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烽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迈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别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
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从——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
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刽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演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人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袜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车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人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鼠鬼告阎锡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俞: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
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区,到达磁县附近。
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
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
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人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
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问,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郡、新乐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隆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依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
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
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
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的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①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捕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
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与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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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名学研究院
日本投降 胡宗南图占华北
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
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我已经在“关内辽东一局棋”.“酒畔谈兵录”及“金陵残照记”三书里详细地写过,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我在“金陵残照记”中虽略为提及,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当年的陕北之战,关系固颇为重大,经过亦最具戏剧性。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举世瞩目,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战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远见;一方面则侥幸进侵,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两相比较,实在很有意思。
当时,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对方,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后者这种预见,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证明它的正确。他们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进退攻守,诡变时十分诡变,厉害时十分厉害,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而他们的首脑中枢,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运筹算断,指挥如意,料则屡中,战则屡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义深长。
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上万人,两三年问,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
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
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邪”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晋,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烽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迈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别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
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从——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
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刽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演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人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袜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车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人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鼠鬼告阎锡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俞: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
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区,到达磁县附近。
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
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
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人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
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问,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郡、新乐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隆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依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
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
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
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的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①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捕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
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与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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