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红土黑血-->第一回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遣队北上抗日
第一回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遣队北上抗日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19军团和守备14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19岁,惨烈的巷战,使19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可敌人却在一天天地向前虯E进,苏区的土地却在一天天地缩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千里,缩小到如今的仅300里。此时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恼。
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7月的瑞金,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即将成熟的稻田在微风中荡漾,到处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坏着的却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丽”牌香烟,顺手折断了一根稻秆,信手放在嘴里嚼着,一缕苦涩的汁液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却浑然不觉。
他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三人团”的碰头会,在博古和周恩来面面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初,被剥夺了军事权利的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多次建议他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他不仅没有采取毛泽东的计划,相反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战术: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直到这时他想也许毛泽东是对的,可他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这一想法,无疑影响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了一阵沉默。博古不解地望着他,周恩来则低头沉思,这瞬间的沉默,使李德有时间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于是他很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事到如今不能不为红军的后路着想。万一这支部队在敌人后方有了更大的作为,建立一片新苏区,不能不说是李德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第三种想法是博古和周恩来帮助完成的,周恩来首先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一来可以赢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个压力。
在这之前,瑞金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支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转移。博古提出让7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这种提法,李德和周恩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红7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7军团刚赶回瑞金时,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的战术,使这支顽强苦战的部队损失到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他们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肩扛梭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却并不清楚,但他们渴望战斗、渴望胜利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7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很快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7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
直到这时,最高“三人团”的人没有向部队任何人透露两个月后大部队西征的消息。
从派出7军团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良苦用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能说李德一点也不懂声东击西的战术。
7军团是李德放出去的一支带响的箭,他期待7军团这支响箭,愈犀利愈好,到那时一箭双雕或多雕,这也是最高“三人团”所有的人所期望的。李德为了加强对7军团的领导,又派出了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的曾洪易为7军团的随军代表。这一做法,也是李德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控制7军团最高权利的一种办法。对7军团的领导他是熟悉的,对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在作战方面他是放心的,不放心的是,这些军事领导并不是他的心腹,李德的心腹是指那些留过苏的,乐少华就是留过苏的,他很快便被重用为军团政委。在李德的骨子里,只有留过苏的才会指挥作战,他才放心。他派曾洪易做随军代表,就是为了增强他的中央领导意识。实践证明,他的中央领导是成功的。7军团从出发到怀玉山失败,军权一直掌握在并不懂军事的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里,7军团最后惨败也在情理之中。
7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6日,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标,其它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7军团的宣传器就多达300多担,加上7军团的一些炊事用具多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7军团的这次东征也是几个月后,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李德站在中央瑞金机关的门前,看着7军团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他的眼前走过,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这时他还预料不到他放出的这支响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直到7军团的后续部队也走出瑞金,送行的人们已从街头散去,李德仍向7军团消失的方向凝望着,他似乎看到了7军团美丽的前景——7军团一路破关拔城,蒋介石调集了大批部队去围追堵截,7军团将士个个奋勇,杀出一条血路,在皖南建立了一大片红色苏区,到处是红色到处是歌声……李德想到这有些陶醉了,他冲7军团消失的方向露出了一次难得的笑容。他沉稳而又坚定地踱回到自己的房间,剩下来便是等待7军团胜利的消息了。
很快,有关7军团的文电、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来了:8月9日,7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同时也暴露了7军团的实力和意图,7军团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的暴动组织已经失败。
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7军团的意图以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想这么快就失算了。他习惯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7军团下达了一次次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的箭能够响起来。
当李德彻底放弃了对7军团的希望后,他才下达了中央苏区红军西进的命令。那时的7军团正在白区与敌人苦斗周旋。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当地方志敏领导的部队汇合,组成了红10军团。这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过湘江西进,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10军团。在怀玉山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敌人冲散,方志敏率领一部残部躲到山里打游击,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敌人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35年7月中旬,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被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仍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完全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7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当7军团肩负着多重使命与众多的敌人周旋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
面对7军团的命运,李德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直到那时,他才觉得自己主宰红军的命运,是那样的力不从心。直到后来,李德失落地离开中国,他仍在苦苦地思索,他不仅在思索自己的命运,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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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19军团和守备14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19岁,惨烈的巷战,使19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可敌人却在一天天地向前虯E进,苏区的土地却在一天天地缩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千里,缩小到如今的仅300里。此时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恼。
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7月的瑞金,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即将成熟的稻田在微风中荡漾,到处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坏着的却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丽”牌香烟,顺手折断了一根稻秆,信手放在嘴里嚼着,一缕苦涩的汁液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却浑然不觉。
他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三人团”的碰头会,在博古和周恩来面面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初,被剥夺了军事权利的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多次建议他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他不仅没有采取毛泽东的计划,相反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战术: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直到这时他想也许毛泽东是对的,可他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这一想法,无疑影响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了一阵沉默。博古不解地望着他,周恩来则低头沉思,这瞬间的沉默,使李德有时间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于是他很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事到如今不能不为红军的后路着想。万一这支部队在敌人后方有了更大的作为,建立一片新苏区,不能不说是李德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第三种想法是博古和周恩来帮助完成的,周恩来首先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一来可以赢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个压力。
在这之前,瑞金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支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转移。博古提出让7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这种提法,李德和周恩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红7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7军团刚赶回瑞金时,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的战术,使这支顽强苦战的部队损失到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他们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肩扛梭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却并不清楚,但他们渴望战斗、渴望胜利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7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很快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7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
直到这时,最高“三人团”的人没有向部队任何人透露两个月后大部队西征的消息。
从派出7军团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良苦用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能说李德一点也不懂声东击西的战术。
7军团是李德放出去的一支带响的箭,他期待7军团这支响箭,愈犀利愈好,到那时一箭双雕或多雕,这也是最高“三人团”所有的人所期望的。李德为了加强对7军团的领导,又派出了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的曾洪易为7军团的随军代表。这一做法,也是李德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控制7军团最高权利的一种办法。对7军团的领导他是熟悉的,对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在作战方面他是放心的,不放心的是,这些军事领导并不是他的心腹,李德的心腹是指那些留过苏的,乐少华就是留过苏的,他很快便被重用为军团政委。在李德的骨子里,只有留过苏的才会指挥作战,他才放心。他派曾洪易做随军代表,就是为了增强他的中央领导意识。实践证明,他的中央领导是成功的。7军团从出发到怀玉山失败,军权一直掌握在并不懂军事的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里,7军团最后惨败也在情理之中。
7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6日,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标,其它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7军团的宣传器就多达300多担,加上7军团的一些炊事用具多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7军团的这次东征也是几个月后,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李德站在中央瑞金机关的门前,看着7军团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他的眼前走过,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这时他还预料不到他放出的这支响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直到7军团的后续部队也走出瑞金,送行的人们已从街头散去,李德仍向7军团消失的方向凝望着,他似乎看到了7军团美丽的前景——7军团一路破关拔城,蒋介石调集了大批部队去围追堵截,7军团将士个个奋勇,杀出一条血路,在皖南建立了一大片红色苏区,到处是红色到处是歌声……李德想到这有些陶醉了,他冲7军团消失的方向露出了一次难得的笑容。他沉稳而又坚定地踱回到自己的房间,剩下来便是等待7军团胜利的消息了。
很快,有关7军团的文电、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来了:8月9日,7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同时也暴露了7军团的实力和意图,7军团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的暴动组织已经失败。
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7军团的意图以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想这么快就失算了。他习惯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7军团下达了一次次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的箭能够响起来。
当李德彻底放弃了对7军团的希望后,他才下达了中央苏区红军西进的命令。那时的7军团正在白区与敌人苦斗周旋。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当地方志敏领导的部队汇合,组成了红10军团。这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过湘江西进,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10军团。在怀玉山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敌人冲散,方志敏率领一部残部躲到山里打游击,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敌人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35年7月中旬,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被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仍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完全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7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当7军团肩负着多重使命与众多的敌人周旋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
面对7军团的命运,李德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直到那时,他才觉得自己主宰红军的命运,是那样的力不从心。直到后来,李德失落地离开中国,他仍在苦苦地思索,他不仅在思索自己的命运,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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