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照、孙科佳-->新四军征战实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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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得知周恩来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早早地来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同项英一起迎接周恩来。
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又特地到太平县去迎接周恩来。
在湘潭村,周恩来同叶挺一起登上竹筏,顺水北上。
皖南山区,春意盎然。青弋江的水哗哗哗地流,仿佛在向客人欢笑。幼芽在柳枝上萌发,虫蚁爬出了洞穴。春雨丝丝,像千条万条彩色的线,忙碌地为大地绣织鹅黄浅绿的春装。水绿了,山绿了,万绿丛中,唯有杏花在洁白中浸出几许粉红。周恩来和叶挺兴致勃勃,一边欣赏山色,一边交谈,十分投机。
看见周恩来,陈毅非常高兴。陈毅心里明白,周恩来此行,不仅仅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视察第三战区,也是专程到新四军传达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粟裕也来迎接周恩来,他是同陈毅一起特地从苏南敌后赶到新四军军部的。
来到新四军军部,周恩来看见会议室里挂的领袖像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看到孙中山的像,心中升起一个疑团。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也应该把孙中山的像挂出来。
周恩来心中的这个疑团没有消除,又看到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内容,周恩来更为吃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也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可是这个文件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还把蒋介石的演讲编成材料进行宣讲,这怎么行?周恩来看了项英一眼,郑重地说:你们不挂孙中山先生的像,看起来很“左”,但是又讲一切服从国民党,甚至还用蒋介石的讲话作教材,完全丢掉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很右吗?你们必须以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准则,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
一天,叶挺和项英为了欢迎周恩来,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请,在军部的新四军主要干部也出席了。入席时,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
叶挺马上站起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来,为恩来同志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马上端起酒杯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同叶挺、项英等人一一碰杯。喝了酒,周恩来又示意袁国平和周子昆,要他们向叶挺敬酒。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是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袁国平和周子昆就是叶挺的部属。袁国平是湖南宝庆县人,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长期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周子昆是广西桂林人,曾经参加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周恩来这一声提议,很自然地使大家想起了叶挺的革命历史。
不久,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周恩来还多次找项英谈话,他对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果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
项英默不作声。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你想过吗?叶挺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
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说:“我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周恩来还同陈毅作了长谈。他对陈毅说:你们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要使日寇在正面战场不再深入,就必须在敌后战场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现在,八路军在五台山,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新四军在江南,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如果全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地区,日本侵略军就要疲于奔命了。
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还广泛听取了各支队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知道了许多新情况,做了许多树立叶挺威信的工作。
但是,项英心中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工作处境也没有很好改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袁国平时,再一次叮嘱:“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嘛!可以批评项英的错误嘛!”
可是,袁国平回新四军以后,没有及时传达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历史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
新四军处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刻不容缓。
延安:毛泽东在思考。
皖南:周恩来在思考,陈毅在思考,叶挺、项英都在思考,新四军每一个指战员也在思考。
有人说:向南,向闽浙方向发展。他们认为江南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部队在平原水网地带作战会有许多困难。闽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条件有利于打游击,群众基础也好,新四军应该向闽浙发展。
陈毅在想,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认为,在新阶段,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日的中心应放在敌后,要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要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国东部人口多,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最有力的地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周恩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
对新四军的发展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三条。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向北发展:抽调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
巩固现有阵地:新四军皖南军部和茅山根据地要不断巩固、发展,也即是“向南巩固”。
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
这与毛泽东的要求相吻合。
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
6月,毛泽东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
11月,中共中央重申: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得到了许多新四军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都积极执行了这个方针。
如果自始至终贯彻这个方针,新四军会发展得更快。
如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历史上也许没有皖南事变这一页……
历史没有如果,但要思考如果……
无论如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周恩来要去浙江了,他已经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20多天。
云还是那么淡淡的,山还是那么绿绿的。叶挺依依不舍地陪同周恩来来到青弋江边,当周恩来踏上那只早已准备好的竹筏时,叶挺也身不由己地跨到竹筏上,他要送一程,再送一程。
周恩来和叶挺并肩伫立,双双眺望远方。
碧绿的青弋江上,留下了两位革命者的身影。
竹筏缓缓地向远方游去。那是逆水而行。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皖南,立刻想到了新四军,想到了叶挺。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也去江南,赶到第三战区。
顾祝同和陈诚、白崇禧密谋良久,电告蒋介石: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蒋介石又对顾祝同说,你们要进一步限制江南,着重对付陈毅、粟裕。
顾祝同答应得十分明确。蒋介石的心中还在翻江倒海。南昌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新四军来牵制日军的进攻。
为此,蒋介石同意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
送走了周恩来,叶挺集中精力处理新四军的日常军务,其中有几件事比较重要、迫切。
第一件事是向国民政府军委会送去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这个文件是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的战斗总结,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有力驳斥。叶挺还对国民政府克扣新四军武器经费、限制新四军活动地区等行为提出抗议。
何应钦仔细看了叶挺主持编写的《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他很关注新四军所采取的战术,他在文件上批示:
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作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
何应钦不肯给新四军增拨武器和经费,也不让新四军扩大活动区域,但他对新四军的作战经验感兴趣。
第二件事是为新四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起草演讲稿。那是一次可以代表叶挺军事思想的重要演讲。会上,叶挺说:我们要用作战的勇敢精神来进行教育,不要自傲自大,以为打了许多年的游击战争已很够了,不需要再学什么了。就是我们有以往的优良的游击战争传统,也还需要有不断的进步。我们要求政治上进步,也要求军事上的进步。没有军事的胜利,当然不会有政治的胜利。
4月下旬,叶挺北渡长江,到皖中地区去整顿新四军第4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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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名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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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得知周恩来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早早地来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同项英一起迎接周恩来。
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又特地到太平县去迎接周恩来。
在湘潭村,周恩来同叶挺一起登上竹筏,顺水北上。
皖南山区,春意盎然。青弋江的水哗哗哗地流,仿佛在向客人欢笑。幼芽在柳枝上萌发,虫蚁爬出了洞穴。春雨丝丝,像千条万条彩色的线,忙碌地为大地绣织鹅黄浅绿的春装。水绿了,山绿了,万绿丛中,唯有杏花在洁白中浸出几许粉红。周恩来和叶挺兴致勃勃,一边欣赏山色,一边交谈,十分投机。
看见周恩来,陈毅非常高兴。陈毅心里明白,周恩来此行,不仅仅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视察第三战区,也是专程到新四军传达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粟裕也来迎接周恩来,他是同陈毅一起特地从苏南敌后赶到新四军军部的。
来到新四军军部,周恩来看见会议室里挂的领袖像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看到孙中山的像,心中升起一个疑团。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也应该把孙中山的像挂出来。
周恩来心中的这个疑团没有消除,又看到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内容,周恩来更为吃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也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可是这个文件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还把蒋介石的演讲编成材料进行宣讲,这怎么行?周恩来看了项英一眼,郑重地说:你们不挂孙中山先生的像,看起来很“左”,但是又讲一切服从国民党,甚至还用蒋介石的讲话作教材,完全丢掉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很右吗?你们必须以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准则,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
一天,叶挺和项英为了欢迎周恩来,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请,在军部的新四军主要干部也出席了。入席时,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
叶挺马上站起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来,为恩来同志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马上端起酒杯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同叶挺、项英等人一一碰杯。喝了酒,周恩来又示意袁国平和周子昆,要他们向叶挺敬酒。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是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袁国平和周子昆就是叶挺的部属。袁国平是湖南宝庆县人,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长期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周子昆是广西桂林人,曾经参加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周恩来这一声提议,很自然地使大家想起了叶挺的革命历史。
不久,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周恩来还多次找项英谈话,他对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果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
项英默不作声。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你想过吗?叶挺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
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说:“我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周恩来还同陈毅作了长谈。他对陈毅说:你们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要使日寇在正面战场不再深入,就必须在敌后战场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现在,八路军在五台山,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新四军在江南,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如果全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地区,日本侵略军就要疲于奔命了。
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还广泛听取了各支队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知道了许多新情况,做了许多树立叶挺威信的工作。
但是,项英心中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工作处境也没有很好改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袁国平时,再一次叮嘱:“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嘛!可以批评项英的错误嘛!”
可是,袁国平回新四军以后,没有及时传达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历史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
新四军处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刻不容缓。
延安:毛泽东在思考。
皖南:周恩来在思考,陈毅在思考,叶挺、项英都在思考,新四军每一个指战员也在思考。
有人说:向南,向闽浙方向发展。他们认为江南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部队在平原水网地带作战会有许多困难。闽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条件有利于打游击,群众基础也好,新四军应该向闽浙发展。
陈毅在想,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认为,在新阶段,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日的中心应放在敌后,要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要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国东部人口多,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最有力的地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周恩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
对新四军的发展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三条。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向北发展:抽调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
巩固现有阵地:新四军皖南军部和茅山根据地要不断巩固、发展,也即是“向南巩固”。
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
这与毛泽东的要求相吻合。
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
6月,毛泽东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
11月,中共中央重申: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得到了许多新四军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都积极执行了这个方针。
如果自始至终贯彻这个方针,新四军会发展得更快。
如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历史上也许没有皖南事变这一页……
历史没有如果,但要思考如果……
无论如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周恩来要去浙江了,他已经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20多天。
云还是那么淡淡的,山还是那么绿绿的。叶挺依依不舍地陪同周恩来来到青弋江边,当周恩来踏上那只早已准备好的竹筏时,叶挺也身不由己地跨到竹筏上,他要送一程,再送一程。
周恩来和叶挺并肩伫立,双双眺望远方。
碧绿的青弋江上,留下了两位革命者的身影。
竹筏缓缓地向远方游去。那是逆水而行。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皖南,立刻想到了新四军,想到了叶挺。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也去江南,赶到第三战区。
顾祝同和陈诚、白崇禧密谋良久,电告蒋介石: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蒋介石又对顾祝同说,你们要进一步限制江南,着重对付陈毅、粟裕。
顾祝同答应得十分明确。蒋介石的心中还在翻江倒海。南昌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新四军来牵制日军的进攻。
为此,蒋介石同意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
送走了周恩来,叶挺集中精力处理新四军的日常军务,其中有几件事比较重要、迫切。
第一件事是向国民政府军委会送去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这个文件是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的战斗总结,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有力驳斥。叶挺还对国民政府克扣新四军武器经费、限制新四军活动地区等行为提出抗议。
何应钦仔细看了叶挺主持编写的《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他很关注新四军所采取的战术,他在文件上批示:
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作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
何应钦不肯给新四军增拨武器和经费,也不让新四军扩大活动区域,但他对新四军的作战经验感兴趣。
第二件事是为新四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起草演讲稿。那是一次可以代表叶挺军事思想的重要演讲。会上,叶挺说:我们要用作战的勇敢精神来进行教育,不要自傲自大,以为打了许多年的游击战争已很够了,不需要再学什么了。就是我们有以往的优良的游击战争传统,也还需要有不断的进步。我们要求政治上进步,也要求军事上的进步。没有军事的胜利,当然不会有政治的胜利。
4月下旬,叶挺北渡长江,到皖中地区去整顿新四军第4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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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名学研究院